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大学生吗？

作者:卫志民

　　近日，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2007年毕业的大学生尚有100万人没有就业。我并不清楚该报告界定“就业”的标准是什么，是否合理，也不清楚该项研究是如何统计出“100万”这个数字的，但对于大学生就业难这个现状，恐怕大家都没有什么疑义。

　　对于越来越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专家们的普遍看法认为这仅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不代表我们培养的大学生太多了，不代表我们的社会不需要大学生，仅说明我们培养的大学生和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不协调，是一个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一致的问题，因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而不是总量过剩的问题。因此，专家们认为，我们的高等教育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对策应该是在稳定招生规模增长率的基础上调整培养结构；因为我们的大学入学率及占总人口比重，比起发达国家甚至某些发展中国家还低，我们的大学生还太少。

　　这种认识对吗？尽管这种观点很流行，但这种推理合乎逻辑吗？

　　有人说美国的大学入学率比我们高多了，难道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大学入学率应该提高吗？

　　一国国民的受教育水平和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应该是相适应的，不可能超越本国的发展阶段，尤其是作为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特别要防止那些脱离社会整体发展阶段的“赶超战略”。就像我们不能在家用轿车出现大量库存的情况下，因为美国的家庭轿车拥有量比我们高，我们就说“因为我国家庭的轿车平均拥有量比美国低多了，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总量过剩，而只是生产的轿车和市场需求不一致，所以，家用轿车制造业还要进一步大发展”一样。我国的家庭轿车拥有量低这一事实充其量只说明了我国的家用轿车制造业“在长期”具有“发展的潜在空间”而已，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不应该减少产能，而只需要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

　　我们在思考类似问题的时候，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混淆了需求和需要、需求和欲望之间的区别。比如说，我是一个无比贪婪的人，我想要10辆或更多的高档轿车，但我一辆都买不起，那这就仅仅是欲望而已，构不成市场需求。在现实中没有一个企业会因为我连一辆高档轿车都没有而安排生产。那么，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就认为因为我们的大学入学率比美国低而坚持认为我们的大学生不存在总量过剩呢？

　　我们的大学生在总量上到底是过多还是过少，只要看看大学生首次就业率和平均薪金水平的总体变化趋势与速率就会知道了。那么多的大学生就不了业，大学生做的工作高中生或初中生就能够胜任，大学生不是“过多”又能是什么呢？虽说，不上大学似乎更难以就业，但上大学不是无成本的。我们为什么要招那么多大学生，花费宝贵的资源去“培养”他们，而又让他们在毕业后去干那些即使他们不上大学也同样能够胜任的简单工作呢？

　　在我国现在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也许根本就不需要这样多的大学生，考虑到教育质量，我们更不需要这么多“名不副实”的大学生，考虑到我国公立大学高昂的（相对）收费水平，我们就更加地不需要这么多“昂贵”的“名不副实”的大学生了。

　　大学这个层次进行的是通才教育，注重培养的是能力，而非专业技能训练和积累基础知识，更不是“岗前培训”。所以，绝大多数大学生学非所用，是正常的现象。21世纪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一个人的知识结构、职业生涯、工作技能都在处于快速的变化之中，是一个终身学习的时代，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往往在一个单位甚至一个办公室、一张桌子后面度过我们的一生，现在这个时代还可能会是这样吗？

　　就社会这个宏观层次来说，如果我们投入了许多资源到高等教育系统，而同时又有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最终却无法顺利就业，这时，我们就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培养规模也许“超前”了。不恰当的“超前”就是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不恰当的“超前”就是资源的浪费。我们不能运用“总有一天这些知识能够用得上，或上大学总不是坏事”的理由，来否定进行合理资源配置的意义。

　　在个人层面上，上大学是一项投资，投资的结果是形成人力资本，拥有人力资本的好处是这些人力资本和股票、存款、住宅、机器设备这样的资本一样能够为它的拥有者带来收入。当大学生在付出经济上的成本和时间上的机会成本而得不到相应的长期意义上的合理投资回报时，岂不是一种错误的投资决策，岂不是一种时间资源的错误配置，岂能说上大学总不会错，岂能像要求大学生转换就业观念、放下精英思想的说教那么简单！

　　大学生就业状况日趋紧张的今天，正是我们的社会反思“学历崇拜”的良机，我们应该冷静下来认真去思考一下，我们的社会在今天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到底需要多少大学生，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生，我们的大学生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有多大差距，我们为什么要到大学接受教育？是获取文凭还是获得能力和知识？在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资源还很紧缺的情况下，我们建立大学是要学生毕业后从事简单劳动的吗？我们在短短的几年间成为世界博士学位、硕士学位证书的生产大国，是可喜呢还是可悲呢？

　　所以，我们观察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首先要从总量入手，其次再考虑提高教育质量和调整专业结构。专业结构的调整和教育质量的实质性提高岂是一日之功？而搞换汤不换药的专业名称调整和教学评估这样的花样文章，快倒是快，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当代中学生为何哭范进
学《范进中举》初二学生哭了 沈阳一中学生日记透露出学习压力

　　新华网沈阳１月１０日电（马驰、于勤）“我们上语文课学《范进中举》了。老师在讲课时，下面就隐隐传出哭泣声，好几个同学和我一样哭了……”这是在沈阳市和平区一所中学就读的初二学生小宇的日记。

　　“我们上语文课学《范进中举》了。老师在讲课时，下面就隐隐传出哭泣声。”这是初二学生小宇的日记。他在日记里写道：“课文里说的那种世态炎凉现实中也存在，周围全是‘胡屠户’这样的人……”(1月12日《成都日报》)

　　当代中学生为何哭“范进”？他们并非“发古人之幽思”，而是从课文里找到了与自己现实生活相契合的影子。他们所哭的并非“范进”，而是自己。

　　范进中举后变成了疯子、傻子，表面看来是喜剧，本质却是悲剧。把一生浪费在科举考场中，是范进的人生悲剧。把知识分子束缚在科举制度的框架内，扼杀他们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灵魂，又是一个民族的悲剧。这种情况与现在面临的问题非常相似：为了找一份好工作，几乎所有人都把考大学视为最好的出路；孩子们从入学开始，就要被训练成考试机器。一考定终身，中学生患得患失，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调查表明，有七成面临高考的中学生愿意以药物副作用来换取高考成绩的提高——这样的“考试机器”与“范进”之辈有什么两样？

　　科举制度严重扭曲了教育功能，1905年被废除。时隔百年、古今相殊，范进，这个科举制度“殉道者”的典型形象竟引起了莘莘学子的强烈“共鸣”，岂不哀哉？（作者 王威）

如何保障大学生就业的公平性
作者：傅国涌

　　前两年，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曾公布过一份《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的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低阶层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门槛明显提高了。

　　2007年岁末，《中国青年报》公开的这条消息可以证实，这种趋势还在进一步强化。南京师范大学教师蒋钰粯对2005年江苏省8所高校600多名文、理、工科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作了一次调查，半数以上大学生认为找工作时父母的社会关系很重要，靠父母关系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占调查总数的27.2%，认为父母社会关系不重要的学生只有13.6%，另有一个数据表明，目前官员子女当官的机会是非官员子女的2.1倍。

　　我想到两个问题，第一，在传统型农业社会向现代型工商社会演进过程中，如何淡化血缘因素的影响力。

　　传统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个人身份（如制度性身份和出生身份）与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家族、血缘）等“先赋性因素”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地位和出路，这是所有的不公平中最大的不公平。血统在一个社会中越是重要，这个社会要完全向现代转型就越困难，代价就越高。

　　第二，在一个不可回避的转型时期，如何保持社会流动的一定合理性。相对合理的社会流动是一个社会有序转型的重要前提，如果底层社会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不够畅通，其中一定隐含着难以预测的风险和危机。

　　如果对现实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所谓的“开放社会”尚未在中国形成，现在的社会流动还不是一个公平、开放、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一元化的旧计划经济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并没有终结，在很大程度上仍制约着的社会流动。社会流动基本上是缓慢的，甚至是相对封闭的，一个正常的，相对合理、公正的社会流动机制还孕育之中。

　　从远的说，王朝时代绵延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底层的人们改变自身地位、向上流动提供了一定的通道。从近的说，上世纪70年代后期恢复高考也确为身处社会底层的人口向上流动提供了可能性，“知识改变命运”，曾是多少人心中闪光的一句话，尽管高考本身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公正，但它毕竟还不失为一种不坏的方式。但在近些年来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导向下，高校迅速滑向庸俗化的惟利是图的泥潭，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的子女已越来越难以承受日益高涨的学费，这条社会流动的“独木桥”如今正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加上上述就业时的巨大差异，低阶层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社会流动障碍正在不断强化。与此相反，较高社会阶层、特别是强势阶层出现了“代际继承性”日益增强的趋势，这是个不祥的信号，它意味着血缘、世袭的纽带成为社会流动中相当重要的保证。

　　社会流动的正常渠道不通畅，社会底层缺少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中间阶层没有健康成长、发展的空间，社会就会失衡。维系一个社会正常、稳定、可持续发展，说到底还是需要一定的公正性，社会要有相对公平、公开的规范、规则，而不能完全按照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行事。可以想象，当一个社会正常向上流动的成本特别高，社会稳定就将失去最基本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员子女在就业上的代际继承性趋势如果不能遏止，其结果无疑是爆炸性的。

　　北大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专家孟令梅等为此忧心，认为父辈在社会政治地位上存在的差距，如果能够顺理成章地传递给后代，使年轻一代在从业竞争的起点上就不平等，我们的社会还有什么进步和公正可言？如果这种现象发展到让有真才实学的人寒心、无助和无望的地步，这将是一种很危险的社会心理暗示。在这篇《关注官员子女从业问题》的政策建言中提出三条对策：一是严格官员子女从业申报制度并逐步走向公开，二是建议修改《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三是健全监督网络，整合监督资源，必要时制定《公平就业法》。

　　在这方面，政府也不是完全没有注意到，早在一年前，司法部就宣布2007年要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的监督检查，开展一项申报登记新举措，以期纠正存在的问题。不久前，湖南省纪委第二次全会暨全省反腐败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的监督检查，开展申报登记，坚决纠正存在的问题。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制度层面的规范，包括立法，而不仅仅是政策性的暂时措施。

百万大学生失业尴尬了谁？
据报载，在1月3日社科院举行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上，有关人士透露，2007年，全国近500万高校毕业生中，至今仍然有100万高校毕业生没有就业。

也许有人会觉得现在到处是大学生，大学生不稀罕了。但是，中国大学生真的到过剩饱和的地步了吗？其实不然，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大学生却只占5.7％，而西方发达国家则早已达到30%。可见，我国当前大学生不应该是过剩，而是依然还很缺乏，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出现高学历人才失业？百万大学生失业到底尴尬了谁？

依笔者之见，首先尴尬了现行的教育体制。我国现行教育体制是管理型、封闭型的，在这种教育模式的驯化下，学生完全变成了知识的接收器，甚至从童年就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现行的教育体制虽然给了大学生的身份和文凭，但也扼杀了他们的自主意识和创业创新能力。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生自主创业非常普遍，比如美国大学生创业的比例高达20%以上，而在我国大学生创业的比例还不到1%。国家花那么多代价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天之娇子”竟不能安身立业，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体制的悲哀。

其次，尴尬了不断扩招的高等学校。近几年来，受教育产业化不良思潮的影响，一些高校一味地“向钱看”，甚至不惜背负巨额债务急剧扩大规模，采取扩招方式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扩招的最严重后果，并不是带来了大学生的日益增多，而是大学教育质量的滞后和下降。在这些高校的“培养”下，甚至出现了学习机电工程的大学生不会使用机床，学广电专业的大学生不会用摄像机等怪现象。这种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的大学教育，能不影响大学生的就业吗？

第三，尴尬了大学生自己。一年就有100多万大学生未能就业，这么庞大的群体已不能用个别现象来解释，反映了当代大学生的就业理念亟待转变。其实，对一个成熟的多元社会来说，大学生扫马路、擦皮鞋，甚至做家庭保姆，都应该是习以为常的事情。须知，短短几年的大学教育只能给大学生们理论知识，更多的能力需要在工作实践提高，大学生们要纠正浮躁的心态，淡化“大学生”的身份，降低就业要求，以低姿态进入市场，无疑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此外，就业是民生之本。百万大学生未就业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而是一个严峻的信号，更隐藏着极大的社会风险。这也说明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没有及时跟上，还没有更有效的措施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从这一点说，政府和社会的责任难辞其咎。

总而言之，百万大学生未就业问题，确实非常值得我们反思啊！

江苏省宿迁市政府办公室 刘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