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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票贩子卧底调查大揭秘

  票贩子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单独的个体行为,在其身后,必然存在着一个不法的利益联合体。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大量的票源,在车票供不应求之时予以不同程度的加价,损害了数以百万计的购票者的利益。

  关系网截流了多数票源

  要弄清票贩子手中的票是怎么来的,就先得弄清北京铁路局与全国其他路局相比,票源为什么紧张?

  我们可以算一笔账:比如我们上车调研的107次,共有17个车厢。其中1~5节车厢是硬座,每车厢定员118人,5节车厢共定员466人;6车厢是餐车;7车厢是软卧,定员30人;8~17车厢是硬卧,每节车厢定员60人,10个硬卧车厢共定员600人。

  一列火车的硬卧定员是600人。

  通常情况下,600张票都是怎么分出去的呢?如果以100张票为单元的话,通常被划分为六个单元处理的。

  第一单元:中办、国办、中央军委要留一部分(尽管用这些票的人可能是中央领导的保姆,但也必须留出来);

  第二单元:公安部、文化部、外贸部等国家八大部委得留一部分;

  第三单元: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国家级的媒体得留一部分;

  第四单元:全国各省的驻京办事处、各大酒店宾馆的旅行社得留一部分;

  第五单元:铁道部、铁路局、铁路公安局的领导,北京四大站的站长每人得分几张,专门用于特殊情况的批条子,这一块又出去一部分;

  剩下的一部分,按道理应该留给普通民众了,但又有约六七十张票流入票贩子手中,因此,留给排队买票的旅客只剩下二三十张了。就这二三十张的竞争还没结束,因为售票时间一到,全国各联网代售点都在同时抢这一张票,谁的手快谁就先抢到手。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旅客排队,三天三夜都排在第一,但售票员永远告诉他,没票了,不是她不给你卖票,而是电脑里没票了。

  由此可见,北京的机构多、官位高、有钱人多;办事讲究效率,不在乎用钱去砸开关系网。铁路这张关系网,在北京尤其有优越性。

  根据我们的调查,票贩子手中的票通常有以下几个渠道:

  一是通过铁路局内部职工获得;

  二是通过代理的方式获得票源;

  三是通过雇佣大量流动人员排队,抢购窗口车票,然后加价出售。

  在以上三个渠道中,第三种办法获得车票的成本高,耗时长,又存在相当的风险,是票贩子不得已的下策。除此之外,票贩们还另有特殊渠道。那些专门留出来的数百张票,它的使用率通常情况下只有67%,那些用不上的票,就从四面八方通过种种渠道流到票贩子手中,再由票贩子加价后,流向旅客手中。

  比如老票贩子“马大姐”,被警方抓过无数次,甚至劳教过两次,但每次都有方方面面的领导出面捞人,令人不解的是,一个票贩子的事,竟能捅到中央、国务院。

  无根新移民

  经过十数年的磨合及利益共谋,北京站和西站以它容纳百川的特性,于不经意间,就地培育、庇护和滋养了一个畸形阶层——票贩子。

  有些非法的售票点加价20至100元不等,出售火车票。这种售票点,几个人就可以开。找一个外地人集中的地方,或者有个门脸就行,立个牌子就可以干了,一个登记的,雇俩跑售的,就开张了。

  目前,经北京铁路局批准,在全市范围内设有300个火车票代售点。每个售票点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一、注册资金在50万元以上;二、必须购买北京铁路局提供的价值7万元的电脑售票机;三、每年向北京铁路局交纳一定数额的管理费。按照铁路局规定,这些代售点每卖出一张票,允许收取5元钱的手续费。但对于经营者来说,这无疑是无利可图。于是,他们常采取另一种变通的方法获利:即非法再注册一个火车票售票点,每售出一张票加价30~50元不等,而合法的售票点则暗中提供票源。万一非法售票点被人举报后,被警方取缔,只要不交待供票方,合法代售点照样经营。

  据调查,这类非法代售点,在北京约有800~1000家。无法详细统计具体数字的原因是,刚开没几天的点,被警方打掉后,过不了多久,托关系一找,又开了。这个市场一直处于开开关关的状态。
在我们访谈的票贩子当中,年龄最小的是14岁,年龄最大的77岁。值得回味的是,那名14岁的小票贩子就出生在北京站,他的成长环境就是北京站的环境和倒票环境。他的父母80年代末期就来到北京站倒票。因此他是真正的第一代倒票者的后代。调查过程中,我们还发现,类似的情况很多,比如一个绰号叫“小欧巴” 的,今年已经20多岁,他自己也说不清父母是谁,常常有人开玩笑帮着他指认父母,总之,他是个私生子,当然也以倒票为生,是票贩队伍中的“小老泡”。在北京站泡大、耗大的,哪个角落都是他的家,哪儿又都不是他的家。我们几次见到他时,他都忙着拿票,开一辆时尚的带斗大摩托。据说因为有钱,还找了个女大学生当媳妇。暑运期间,警察又被“小欧巴”骗了一次。那次,警察把正在倒票的“小欧巴”抓了起来,要办15天的拘留,他苦苦哀求警察,说媳妇怀孕8个月,家里没人照顾。警察信以为真,把他放了。后证实,“小欧巴”说的是假话,但已找不到人。凭经验,警察认为他过一段时间又会冒出来,但那时已没有理由拘他了。在北京站和西站长大的“小欧巴”们,虽然没上过学,却早已练就了对付警察的种种游戏,他们的社会经验老成,即使不从事倒票,改行做其他生意,也游刃有余。只是,这种怪异的成长环境导致的畸形心理,这种污染教育下的怪胎,与所倡导的和谐社会而言,是个不和谐的音符。在涌入京城的务工队伍里,如果说“留守孩子” 问题已经成为社会问题,那么在无根环境里长大的“无根孩子”的问题正浮出城市水面。

  我们先后多次深入票贩子的居住区域进行观测,发现他们的实际生存空域比我们想象的要脏、乱、差很多,这种态势上的恶劣程度与他们可能的收入成反比。

  第一类,倒票获得丰厚收入,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大多在城区买了一套,甚至多套楼房,让家人或亲戚住,这就是所谓的“上楼”型。而他们自己为了倒票的方便,大多数仍在车站附近租房。

  第二类,已经挣到不少钱的票贩子,为了倒票的便利,有条件在北京两大站附近租房,像江擦胡同、镇江胡同及治国胡同。这个区域的月房租约在500~800块左右。这就是所谓的“平房”型。

  第三类,倒票所赚的钱只够维持生计的人,大多住在城乡结合部,比如39路和43路终点站附近的票贩子们,选择住在这些区域,一是图房价便宜,月租档次 200~300元不等;二是图交通方便,两路车都直达北京站,上下班方便。尤其是宋庄一带的出租屋都在地下室,七八平米一间,小得像个鸽子笼,一层地下室能有一两百个“鸽子”屋。这就是所谓的“鸽子笼”型。

  第四类,倒票没赚到钱,但又依靠倒票生存的人,大多住在北京城区的郊县,比如通县、昌平一带。

  第五类,多是些东北籍的年轻人。白天在两大站倒票,晚上坐车赶到通州的八里桥一带去看场子,那里有四十余家发廊和歌舞厅。这就是所谓的“看场子”型。

  我们在调查中得知,票贩子中的“老泡”们,在是否继续从事倒票、是否转行的问题上,考虑最多的是国家针对他们的行为将怎样立法。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来解释,就是票贩子们的损失是否大于收益。票贩子们倒票所获得的收益,如果大于倒票失败受处罚之后所损失的,其中包括面子损失、精神损失、金钱损失等等成本损失,他就会继续倒票;相反,他就不干了。正如票贩子老菊花和张安所言,“如果把退票口接票的人抓一个判三年,把拿票的人抓三个判三年,那么,北京站的票贩子立马都消失了,没人愿意再干这一行。”

  挣钱多,受气更多

  被访者:锅底,42岁,东北人,初中毕业

  问:你都做那么大生意了,怎么还倒票?

  锅底笑:不倒票怎么生活?你去问问,凡是在车站做生意的,哪个不沾票,不沾这玩意,他就不用在车站这地方干了,可以换个地方嘛,还安全。告诉你吧,这些人在淡季时,做自己的生意,一旦有机会,一到旺季,那是“全民皆兵”啊,组成一个倒票的大队伍。

  问:你手中的票是从哪儿拿到的?

  锅底神秘地一笑,说:这事您就别问了。问我也不跟你说,但你是聪明人,肯定会想到售票厅里咱有人呗。

  问:你是跟售票厅里的售票员有关系吧?

  锅底:哪个拿票的跟售票员关系不好呢?售票员都不是省油的灯。我就亲耳听过售票员对一个票贩子说:“喂,我那手机怎么不好使了呢?”“我家小儿子啊,今年上初中,需要用电脑了。”只要售票员一发话,你看吧,那些票贩子不是塞钱就是买好东西送上门。

  问:北京站和西站相比较,哪边好倒票?

  锅底:北京站有好车次,像上海、南京、大连,这些车上的乘客有钱人多,好侃票,只要给好铺,他们不在乎加几十块钱。比如今天,青岛、大连归票都一百多。而西客站始发的车主要是京九线、京包线,坐车的人都没什么钱,穷人多,所以很难挣到他们的钱。

  ——-《北京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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