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中国形象的嬗变信号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高嵩 2008年5月13日 星期二

一场引发近万人死亡的特大地震在中国猝然发生，震波罕见地波及中国很大范围的领土：北到内蒙古，南至海南省，东达上海，共22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中国官方内部的动员体系此次显然有了截然不同的轨迹。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正试图改变既往隐瞒或公布迟缓的做法，以期掌握舆论的主动。

猝不及防的7.8级地震在中国西部四川省汶川县爆发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内地很多城市即刻感受到震波的存在。灾难中的死亡数字，不断增加。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截至今天临晨时止，四川全省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惊人的8533人。相信这不会是最后的伤亡数字。

这场波及大半个中国、影响了数以亿计人口的灾难，几乎在一瞬间，成为昨天下午中国最主要的话题。下午3点，北京东四十条附近，西装革履的白领逃离短时摇晃的高楼，站在路边观望、交谈、发短信，等待危险过去；上海徐家汇的街头，也挤满离开办公室的人们；就连绝少感受到地震的贵州山区，建筑物的震颤也让人感到恐慌。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震动，正在驾驶的北京的士司机赵明说，他直到听乘客说起，才知道地震的事情，“车在走动，没感觉。”

手机间突然上升的短信和对话，让网络压力陡增，各种猜测也开始出现，包括三峡大坝的建成对四川复杂地质可能带来的影响等。几乎是突然间，来自媒体的声音加入到信息传递的潮流中。

汶川地震发生约18分钟后，新华网开始发布消息。短短几个小时，新浪、腾讯等中国知名门户网站，已将海量新闻，包括对地震的防护方法等，以板块组合的形式，呈现于首页的显要位置。除了新华社记者的文稿，大量的信息来自各主要城市平面媒体们主办的网站，这些有直播色彩文字，不断刷新——在过去，这些内容或要等平面媒体发表后，才会在其网站上公布。

声誉甚佳的《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网基本实现了对此次震灾的滚动报道。昔日擅长深度调查的写手，现在更像通讯社的记者，把采写的简短信息不断上网。他们甚至制作了一段视频，将其放到首页供阅读者点击观看。视频摄自北京东城区一处写字楼聚集地，采访者不断询问逃离办公室的白领们对震动的感受。镜头里，一名过分敬业的保险推销员“危机公关”，大声向身边的女职员们推销其保险计划。

下午晚些时候，紧急集结的中国军人努力通过受损严重的道路，赶赴四川、云南地震严重区域救援，中国总理温家宝也紧急出现在震灾地区之一都江堰市。他在专机上的救灾讲话在中国的国家电视台里反复播出。深夜，温在灾区行走查看的镜头几乎同时在电视和互联网上出现。

人民网上出现北京昨夜会有余震的预测文字不久，中国地震局即发言澄清此为谣言。

在中国，这是一次少有的媒体反应快过行政部门的救灾、调查进度的竞赛。

从北京到边远的贵州，可以看到整个行政体系都在把“及时公开准确信息” 作为稳定民心的关键，电视、网络甚至手机短信，都成为官方信息的发布渠道。

2008年，对于中国，显然是个不能平静的年份。年初的冰雪灾害的影响还未过去，这次影响空前的地震又突然发生。但与几个月前冰雪灾害中的迟钝与封闭相比，中国行政机构此番似乎换了全新面孔，尤其是对公众的信息回应，令观察者印象深刻。

中国网络媒体让不能同步出版的印刷媒体们相形见拙。从昨天下午2时46分第一条新闻在网上出现到今天临晨，中国几家大的门户网站已经形成了规模效应。一些网站还动员在灾区的博客主人记录他们在一线看到的情景。这一情形在西方或许不是新闻，但在中国，或具有里程碑式的不同。中国的互联网再一次证明其主流地位，不是靠行政级别，而是靠强大的信息整合方式及对2亿网民的影响力。

一些未必受欢迎的信息，也借助互联网庞大的交流空间流传出来——

例如，四川媒体曾披露的异常征兆，比如蟾蜍大规模迁移，在当地林业机构的解释中，成为“正常现象”。

一位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在五年前的论文中也曾提醒，“四川地区下一次7级以上地震孕育已经接近成熟”。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往往被当作此次地震的坐标。“文革”末期针对新闻的封锁，可谓登峰造极：先是不准记者进入灾区，之后，对进去的记者也有严格限制：只准拍物，不得拍人。以至于今天，后人在留下的照片里只能看到彼时的残垣断壁，而很难看到那些伤者或死者。

两周前，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据此条例精神，对突发事件的及时公布，是官方的责任和义务。而让人纳闷的是，既往在各种灾难报道中表现不凡的一些知名地方媒体，已接到来自宣传系统的禁令：不得派记者进入地震灾区——看来，没有官方的首肯，中国媒体对信息传递的多元参与，仍不能松开手脚，尽管这种松绑对政府当下的救灾和随后的慈善动员有益无害。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