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喝酒打麻将，为何能让中国人为之疯狂？

和讯博客－摩天岭岭之鹰

我所经历的世风之变。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经济的逐渐繁荣，中国人的世俗生活也在发生着变化。从七十年代兴起的酒文化、宴饮文化，到这时愈演愈烈，日益成为人们社会交往和联系的重要交际工具之一。而从前，由于提倡严肃认真，健康活泼的生活，像麻将这一类娱乐工具几乎被禁绝。而今，也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冒了出来，成为农村、学校、机关、甚至军队上层最常见和最主要的娱乐工具，捎带一点刺激，这就是始于八十年代初期的新的赌博风。另外，黑社会的实际存在和兴起，将黄、毒、赌，和寄生社会的各种病菌重新带进中国社会。民间的娱乐界，商界，新兴起的乡镇企业，为了招徕顾客，获取暴利，开始不正当竞争。色情、回扣、贿赂和各种市场潜规则都死灰复燃，并立异标新，新的污泥沉渣趁机浮起，被文化革命搅乱了的淳朴，清贫而安宁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一次新的、渐进式的、潜移默化的改型。也许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变奏，但是，他改变了世风，民俗，礼仪廉耻、将赤裸裸的物欲充斥满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使他的古代文明、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发生了被扭曲的异变。也为官方和权利部门腐败的滋生添加了催化剂。

饮食文化和酒文化源自于中国民间。劳动、祭祀、乐舞之余，先民相与欢聚，以发酵以后，甘美刺激的饮料助兴，以食饱腹。逐渐成为生活中之一大乐事。自从有了地位的差异和国家的存在，这一劳动生活中兴起的习俗文化，就被带进官场，成为官府官场交际、相互勾连，外交往来、喜庆大典、奢侈享受的必备工具。有了城市，有了市场之后，它又成了商贾经商获利的重要方式，并被不断改进完善，日益丰富美化其内容，形成了中国独具的特色。在世俗社会中，日显其不可或缺。世界上似乎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讲究“吃”。整个地球，惟有中国人饮食品种繁多，加工精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树上生的，大地出产加工后无毒的，都可以用来烹调。八大菜系，煎、炸、烤、溜、炒、爆、汆……七八十种烹调方法，让人眼花缭乱。而这一切，竟是用极其简陋的灶具，各种植物的调味品做出来的，而且是用两根竹制的筷子夹着就可以从容地送到腹中，令许多民族匪夷所思。

中国的饮食，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水平，并不是与中国人与生俱来，而是同中国特有的历史演进过程和文化传统紧密相关。在中国历史上，有闲阶层的高消费增加了饮食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从地主到商人，从士大夫到官僚，在处理劳动者向他们提供的剩余产品时，都讲究消费之道。而且，中国较高的农耕水平也可以满足这种消费的需要。所以，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要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传统中国的“人文主义早熟”特征，使中国人在生活当中形成了较强的世俗化倾向。缺乏宗教的训育而造成的强烈的世俗化倾向，使中国人特别将注意力集中于“现世”生活的享受及品味。这就是中国形成特有饮食文化的价值取向。

从古至今，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学，所谓的“体面”、“人情”，为中国人所刻意追求。这种关系学，在运作中，大都凭籍“饮食”来进行，这就是中国人在通常交往和关系中，吃的机会很多，特别讲究吃的原因。如今，这一世俗文化，成了打通一切人际关系障碍的必需，以至官费消费的比例在整个国家管理经费的支出中，占有了越来越大的比例，甚至一些乡镇、机关为了攻关，争取定向投资和项目立项吃掉了所有的经费，并负债累累。

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任何小小的地方和机关都不可能脱离整个社会而独立存在，也不能脱俗而清高自处，肉来酒往就成了工作中必备的润滑剂和和粘连剂。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与方方面面的广泛交往中，宴饮便成了我们从事社会联系的主要工具和方式之一。

虽然想洁身自好，但在一个开放的交际的社会环境中，除非你想做孤家寡人，否则你便不能脱俗，会渐渐禁不住社会交往的需要和大家的热情看重，破了酒戒，烟戒，甚至更甚。为了真正成为世俗社会的一分子，和周围人平等友好相处，打成一片，或者打通上司的门路，就必得违心地端起了酒杯，成为了高阳酒徒。

酒，水之精。米粮之粹。在中国，它的酿造，至少须追溯到7000年前的磁山文化时期。那时候，由于掌握了耕作技术，有了粮食的储备和果品的积蓄，在存放过程中自然发酵，渗出了一种带有异香和辛辣味道的浆液，人们取而饮之，甘美而富有刺激。由是，先民们不断钻研实践，研究发酵、糖化的技术方法，便掌握了酿造佳酿的工艺，生产出了酒。西周时代，中国的酿酒技术大飞跃，发现了酒曲，使酒更加醇美，涌现了像杜康这样的酿作大师。酒也就成了中国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添加剂，除了欢庆助兴，派遣忧愁，激发诗兴外，也成为了奢侈享受的高级消费品。以至夏禹在禁酒时预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如今它成了人际关系，社会交流的润滑剂，在适当的场合和圈子里，不饮它，就会被拒之圈子之外，疏通不了关节，从而影响到工作和事业。

从七十年代初期的1.10元一斤的红薯酒、肉冰烧，到八十年代的粮食白酒、川酒三曲、泸州老窖，再喝到十大名酒的汾酒、双钩大曲、董酒，品位原来越高。许多人不是因为环境、友谊和需要，硬是不能适应那黄汤。除了苦、辣以外，实在品尝不出什么滋味，还要行拳猜令。那也是现代市井生活的一道风景。但，靠着它，缺乏相同的文化层次，很难有共同语言的阶层和个人，融洽了，沟通了，也许这就是中国酒文化的魅力。

三国时，袁绍部将淳于琼嗜酒，误了军机，被曹操烧了乌巢之粮，促成了袁绍官渡之败。张飞嗜酒，被遭受其酒后责打的部将取了脑袋。现代社会，多少人酒后驾车，酿成车祸？

酒，可以麻醉灵魂，可以安慰脆弱的精神，可以成事，也可以毁人。人类发明了这么个怪异的东西，增添了生活的乐趣，也酿造了无数的悲剧，只看当事者怎样自处，怎样把持罢了。

五六十年代偶尔露面的麻将，这时，也渐渐充斥满中国的家庭、单位，成为茶后饭余最抢手的娱乐工具。无数城乡官吏百姓，好上了它，日日设局，赢酒，赌钱自娱。成为社会一大弊病。

胡适先生考证，麻将源自于明代一种叫“马吊”的纸牌。马吊有40张牌，其中1文至千文，100至900，1万至9万，相当于今天麻将的饼、条、万，另一个零则是白板。自清季到民初，麻将横行中国，从市井无赖到城市有闲家庭。也只有这个古老、保守，不思进取的民族以此博局，荒废光阴，以至于胡适先生不禁发问：“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入侵中国。侵略者发现并喜爱上了这个玩意，把它带回了欧美，也曾经风行一时，成为东西方皆好的时髦玩意。但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叶的经济衰退，忙于进取的欧美人，逐渐把它置入高阁，重新让她退出欧洲市场。惟有中国人仍然以此作为东方文明古国的国粹，“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身的大事业！”（胡适语）

这个民族，极易在危难困顿中消沉，在聊足温饱时安逸，古来缺乏竞争与忧患意识。因此，历来就有无所事事的闲荡子弟和游民，故而，这种消磨光阴的专利品就成了中国的国粹。在被禁绝几乎三十年以后，又借改革开放，物质相对丰富，生活日趋稳定时风行于世。消遣，赌博，或如我辈麻醉神经。有的是自得其乐，有的是安于命运，有的是借此发财，有的是功不成名不就，壮志难酬，聊以自慰，更有甚者，放弃正业，玩物丧志，只差纸醉金迷了！

许多地方，因为缺欠对老百姓开放的免费游艺场所，体育设施也日渐废弃，工作劳动之余，人们无处消遣，故而原来是篮球，电视，和饮酒，现在增加了麻将（后来是纸牌）这个更能以赌局吸引人而忘乎所以，迷在其中的玩物，成为工后休息，无家庭拖累或者嫌烦家庭的男人们、女人们最痴迷的东西。就连一些上进的正经的机关学校，也不能超凡脱俗，禁绝这个怪物，甚至洁身自好的一些人在需要自慰，需要精神麻痹的时候，都侪身在它的娱乐圈中。

安于现状，耽于享乐，不思进取，消极保守，是这个民族的孽根性。但是这种孽根性源自于这个民族的政治历史进程和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和固有的传统的文化习俗。置身在这样的环境中，因为缺乏动力，缺乏条件，又受环境、制度、人际关系的制约，你就是想冲出这个围城，也必将力竭而终。没有人理解，没有制度开启途径，凡事都讲背景，讲靠山，而不是讲能力、业绩、水平，你便不能超越现实去追求你无法企及的目标。只能在随波逐流中，让岁月一点一点过去，将那一点雄心销蚀在平淡、世俗、琐屑的事物中。平庸地活着，只求自己心安罢了。

这就是生活，就是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虽然，我们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创造着业绩，似乎过得满有意义。可，夜深人静，瞻前顾后，回首青春的理想，逝去的岁月，有志者不觉仍会满腹忧伤，一怀愁绪。才干，学识，精力。除了工作中付出的，余下的，全被浪费了，无端地虚掷了。这就是命运，一种无可奈何的命运。想想，何苦？有时候，还不如得过且过，随遇而安，也许，那倒是一种生活的乐趣。

我们能从这个怪圈中冲出来吗？假如没有环境，没有制度作保障，任何个人实际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不了社会风气。于是，大多数中国人选择了随遇而安。这就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实际。没有激情，没有诗意，没有创造和发现。因为他寻觅不到进取的路径，只有安于命运……

我们其实需要的是真正保障和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环境，制度，和一切开启人智慧和能动性的因素，而不是官僚社会下的浮靡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