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日子红火了不少农村娃却辍学了

记者 樊未晨 实习生 汪文娟

　　新读书无用论在抬头 辍学不是因为家里没钱

　　“有钱了，他们怎么就不上学了呢？”“曹村长”经常会这样问自己。

　　“曹村长”叫马富春，来自甘肃农村，是中国民族大学的学生。不久前他和同学一起到河北农村调研，看到了很多孩子刚上完初中就辍学了，很是痛心，回来之后嘴里经常叨念这句话，于是“村长”这个外号在同学中流传开来。

　　其实，“曹村长”家乡也有辍学的，但多是“家里穷”没办法，而“这里不一样，他们的日子富裕得多，竟然也会辍学，我想不通”。

　　“曹村长”调研的县隶属河北沧州，县内公路四通八达，公路密度居沧州市首位。同时，该县还有一个支柱产业—弯头管件企业。“曹村长”他们从县里获得的资料显示，2005年，该县弯头管件行业总产值就已经突破了30亿元，工业增加值占全县GDP的57％，上缴利税占全县财政收入的60％以上。“我去的镇，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在工厂里打工，农民收入普遍上升，已经成为沧州第一批小康镇”，同学李立芬说。

　　在大学生们调研的所有家庭中，除了两个家庭确实贫困的，其他家庭都表示，供孩子上完初中不会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即使是那两个贫困家庭，现在也享受着“两免一补”的政策，让孩子上完初中也不会有问题。

　　但是，徐庄的徐阳却告诉来调研的马惠娟，初一的时候他们班有20多人，考高中的时候只剩下几个人了，最后考上高中的只有两个人，他是其中一个。

　　徐阳的妹妹现在上初一，在班里排在15名左右，但是说什么也不愿意上学了；

　　还有晓钢，初一才上了半年就不愿意再上了；

　　强强也没上完初一，现在每天“逛马路”；

　　“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马惠娟说。

　　“这里的孩子辍学不是因为家里经济困难，但是钱却是导致他们辍学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几乎每个参加了这次调研的同学都有的强烈感受。

　　上个“三本”就挣700多元 念书还不如当小工

　　“读书就是为了挣钱”，这是很多农村家长对教育最朴素的理解。

　　农民老徐给大学生们算了一笔账，到市里上高中一年的费用大约是8000元，如果孩子到厂里打工，每月至少也能挣六七百元，“这一正一反差别可就大了”，老徐说。如果上了大学，费用还要高。

　　高学费只是农民对孩子“念书”望而却步的一个原因。

　　村主任给大学生们举了一个例子。

　　村里曾经有个孩子考上了“三本”，毕业后好不容易在沧州找到了一份工作，一个月的工资也就700多元，“生活都成问题，还不如弯管厂的体力工人挣得多”，村主任说。

　　“脑筋不好的上了学又有啥用？”这是马惠娟听到的最多的家长对孩子辍学的解释。除了那些学习特别好的、将来可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家长基本不会阻拦孩子离开学校。

　　还有一条更现实的出路摆在孩子们面前，“曹村长”说。

　　“这里工商业的发展已成相当规模，厂子里的工作基本属于简单的体力劳动，即使初中没有毕业也能胜任”，马惠娟说，再加上工厂的老板大都是本地人，很多学生的家长也在这些厂子里打工，所以，辍学的学生很容易在工厂找到工作，即便是那些体力不太好的，或者是女孩子也可以选择在全国各地的销售网络内“站门市”。

　　又能挣钱又能长见识，这样的好事怎能让农民们不动心？

　　于是，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涌入了弯头管件企业，这些企业也不断变强，遍布全国的产供销产业链不断延伸，需要的人更多了，由此形成的各层次就业空间越来越大了。

　　据了解，这些到弯头管件行业打工的孩子每个月的工资五六百元到一千二三不等，“看着原来的同学几个月后就用上了手机，穿上了时髦的衣服，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能不心动？”马惠娟说。

　　这里的孩子往往从学校一走就是十几个。

　　“我见到的每个受访者都言必说管件，弯头管件已经成了当地人发家致富的可靠途径”，马惠娟说。

　　“成年人的收入则更高”，“曹村长”介绍，“我在村里看到一户人家的别墅非常豪华，据说，他们家在弯头管件一年的收入有十几万元。”

　　像“曹村长”描述的那种人家村里还有几家，他们成了全村人的榜样。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村里有大学生的家庭。村里比较破的房子通常是在“供孩子上学”的家庭。马惠娟在一个农户家调查时，这家的女主人指着邻居说：“两个大学生，买了房基地，却没钱翻修房子”，眼中充满怜悯和同情。

　　“弯头管件厂不仅让辍学的孩子有了工作，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还把整个县带入了一股浓浓的商业氛围中”，马惠娟说。这股浓浓的商业氛围正在把孩子们拉出校门，“进厂快速挣钱”与“念书周期长投入大”的现实差别，使当地的农民得出了一个“理性”的结论：念书还不如打小工。

　　缺钱让不少教师无法安心教学

　　“这个学期我们已经换了4个代课老师了”，朱家小二对李立芬说。

　　据了解，镇中学的老师一部分是县里下来的正式老师，他们有国家的正式编制，工资待遇还不错；还有一部分是镇里聘的老师，他们的工资低了很多。马惠娟了解到，1999年的时候她所调研的镇曾经聘用了一批中专师范毕业生，当时每人的月工资只有260元，经过多年的争取，现在才调到460元。还有一些老师是代课老师，他们大部分是本地人。

　　就在孩子们纷纷被“管件”拉出校园时，老师也没能逃过“管件”的魔力。

　　“县里来的师范生很多不甘心在镇里工作，纷纷找关系往县里或市里调”，一位校长告诉李立芬，没走成的老师则开始有人在厂子里兼职了，还有的则到给钱更多的私立学校任教。“忙不过来了，他们就自己花钱雇人代课”，让别人替自己上课，形成了农村教师“虚在岗”的现象。

　　而代课老师更多的是当地人，一个月300元的代课教师工资远远低于工厂打工的工钱，因此，不少代课老师也不安心教师工作，频繁更换代课老师的情况时有发生。

　　还有些代课老师把进工厂的机会给了家里更加身强力壮的人，自己便管理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每到农忙的时候，有些学校甚至出现没有老师上课的现象。”校长说。

　　“虚在岗”、“半工半农”让农村的老师无法把全身心投入教学。

　　“小山本来是个不讨厌上学的孩子”，一位农妇给马惠娟讲了自己孩子的情况。一次小山的脚摔坏了，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家长到学校请假时，老师才发现小山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上学了。再次回到学校，小山落下了很多功课，老师也没有管，大概半年以后，小山的功课越落越多，慢慢失去了学习的兴趣，终于在初一结束的时候辍学了。

　　“老师要求我们上课只要不捣乱就行，睡觉的人特别多”。这样的学校正在按照教育的最低标准运行着。

　　中学学的东西打工用不上

　　柱子开始准备跟妈妈相亲去了。

　　初中刚毕业的柱子在马惠娟眼里完全是个小孩，“他怎么可能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马惠娟忧虑地说。

　　看着柱子把家里仅有的几本书塞到了床底下，马惠娟问：“这些书不想再看了吗？”“不上学还有啥用？”小柱子瞪着眼睛说。

　　村里一位初二辍学的男生告诉李立芬，“上课太没意思了，除了体育课以外都不喜欢，每天都是那几门课……”

　　李立芬和同学在一所叫董林的中学了解到，中学里除了与升学考试有关的语文、数学、英语、历史等课外，只有体育课和计算机课课程安排与城市相同。但是对于那些考不上大学只能在家务农的孩子来说，这些课程似乎没有用处，所以有没有初中或高中学历对这里大多数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即使是少数需要用初中毕业证的地方，比如进城打工或参军，“办张假证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当地70％的辍学学生都选择到工厂就业了。与此同时，工厂这些年却连年要到县上或是石家庄参加招聘会。

　　海豪集团的副厂长告诉李立芬，弯头和管件的制作是办机械半手工的，手工作业的部分技术含量低，不需要什么文化基础，即使是初中没毕业的人也能通过十天半个月的学习掌握，但是机械生产部分则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尤其是图纸的设计、质量检测、高精机器的操作等都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

　　“我们太缺能吃苦又懂技术的人才了。”这位副厂长说，“通过招聘会招来的大学生，很少能看得上镇上的工厂，他们通常待不长，而且体力也不行，从技校又很难找到专业真正对口的人才。”

　　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工厂技术人才的缺口越来越大，同时，技术人员的短缺也使这些企业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正在失去发展的后劲。“看着自己的娃娃这么在街上溜达，谁不着急呀！”这位副厂长也是当地人，“要是他们能再学点儿技术就好了”。

　　“工厂里的工作还是挺苦的”，“曹村长”曾经到过厂子里。厂房“很小很简陋”，在里面干活的人基本都光着膀子，“我恍惚觉得自己是在山西的小砖窑，要是让我干这个活，肯定吃不消”，“曹村长”说。

　　“这里已经进入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不足并存的怪圈了”，李立芬说。

　　“无奈！”“曹村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