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都在喝着自酿的苦酒

　作者：袁尚朝
　　
　　以前的学堂只分文武，除了使枪弄棒就是读四书五经。所以历来读书的人就都以文人自居，并很以为学了这个就有用，就可以做官僚、黄金屋可以造、美女会不断地来。其实学了这个也真的就有用。往小了说，张三结婚、李四给孩子做满月，触景生情，文思泉涌，回顾过去，直追盘古他姥姥，展望未来，一定要与自己的第十八代外甥握握手。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先大讲历史意义，在特讲现实意义。站一个高度、从不同的角度，由近及远、从小到大，看个明白，分析个透彻。然后一阵悲悯，一片感怀，一声叹息。最后回到事情的本身是结婚是人生的大事，孩子是未来的希望……
　　
　　这倒也无伤大雅。伤脑筋的是一些人成天钻在故纸堆里，偶尔带着一头一脸的腐败从故纸堆里爬出，迈着稳稳的四方步俨然学者，拖着一堆好大的成就踱了过来。你要是以为他这一回一定要给咱带来一个什么锦囊妙计那你就错了，他之所以爬出来，那是因为竟有人曾经“诋毁”过他，为了狠狠的还击，便呕心沥血，查资料、记笔记写成文章，痛扁了敌人、释放了闷气、赚取了稿酬、赢得了声誉，一举而四得。要往大里说，就可以对江山指指点点，可以治国平天下了。虽然古今文人从来就没有在政治上有成功过，但作为文人竟无一个例外都觉得自己天生就是政治家。这是文人的第一个感觉误区。从老庄、孔孟到康有为、梁任公哪一个有过好结果？从最初的宽容，老庄、孔孟算幸运的，任凭你说，我只不理你；到了王安石、苏东坡时代你要是弄得人烦了，不但要降你的职还要流你的放；等到了康、梁时期，那干脆不让这些人在世上活得了，只要逮住一律杀头。文人只能坐在茅庐里纵论天下，一旦碰上真正的政治家，就什么也不是了。比较明智的要算陶渊明，原承想自己硬是治国平天下的材料，可混了大半生才只是个“彭泽令”，离王侯将相还远得很。就这，都把人弄得心疲智竭，那要奋斗到王侯将相的份上，岂不要粉身碎骨？罢、罢、罢，干脆回家种田去。檀道济曾经请他出山，他不去。一方面是檀道济的资格不太够，另一方面那个老檀未必是真心。若是皇帝亲顾茅庐一定要让他做宰相，并说：“国难当头，匹夫岂可坐视？”“民于水火之中，于心何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估计陶先生就不会再恋他那“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恨不得骑快马立即救国救民去了。
　　
　　最冤不过苏东坡，看不透仕途险恶，官已做得不小，离“相”吧，也就一步只遥，放弃太可惜。在这一点上，他比陶渊明就差远了。陶渊明能以做渔樵为乐，丢下官印立即就习惯了吃糠咽菜。可你看苏轼在《答李端叔书》 中的感叹“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谦虚过后，却是“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 ”听起来似乎自得其乐，骨子里却深深流露出落魄后的无奈、的不甘心。想不到自己竟会与“渔樵”杂处，虽然不无不可，然则总有些出人意料。锦衣玉食惯了的人不能习惯“舌子淡出鸟来”的生活。不像一个吃糠咽菜的嘴，尝一口肉就感觉到幸福。受苦若此都还不清醒。他一直没有弄明白，自皇帝而下，人人都是奴才。在同一个级别上下，无时无刻不相互倾轧、相互嘶咬着。就如李国文写丫环“争斗、教劲、嫉妒、使坏、作崇、嫁祸、奚落、侮弄”怎么会仅限于丫环呢？这种斗争唯有“渔樵”或者像贾宝玉这样的不成器的公子哥儿们之间才相对较宽松一些。虽然也有，但不会那么激烈、那么毛骨悚然。像那么高大辉煌、不可一世的贾府的主子们，最终还不是在同档次的同类们的斗争中惨败下来。可见这些“主子奴才”们一旦斗起来破坏性更大、打击面更广。
　　
　　就是陶渊明还没有曹雪芹彻底，从来就不以为自己是文人。所以对于“优则仕”、“良相”一点感觉都没有。既不必“退”也不必“隐”，活了一辈子都没有觉醒自己竟然是个文人。也就自然而然地保全了自己、写好了诗文，也自然而然地成了良医。从古至今有几个读书的人不面对熙攘凡尘张大嘴巴、伸长手臂？有几个能达到曹雪芹如此境界？这正应了老子的“无为”之为所成就的大作为。
　　
　　中国历史有一个现象很有趣，就是文学、行政、司法合而为一由皇帝及各级官员一手做主。那么你就是写了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东西，只要县令说一声好文章，立即就有人传诵、追捧。表现在司法上，自然有许多冤假错案，同时也有很多人性的决断。陈世美虽然所犯不过重婚，但因为此人行事可恶，又不是因为爱情，所以顺应民意，一刀两截。杨志砍死了牛二，虽属于故意杀人，但因为杨志是条汉子，牛二不过无赖，两条生命不等价，所以只判杨志一个发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直到今天，文学、司法、行政仍还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比如许霆一案，从无期到有期五年的改判，所依据的还不都是中国法律。但毕竟，到底进步的多了。比如文学与行政之间，国家主席是再不会管你的文章写得好不好。不像苏东坡时期，皇帝一夸奖，苏先生的地位噌噌得直往上窜，叫人如何受得了？不过在这样的条件下，想要打倒他也很容易，只要在皇帝跟前说他的文章也不见得好，甚至还有不大尊敬咱的地方。那皇帝一生气，不仅宰相成了泡影，还要降职流放到边疆去。现在的文人，一般不对政治家构成威胁。你文章写得再好也不会因此让你去做官，所以不必对文人们下手太狠。而且，即使下手，没有了政治家插手，你也不能把文人怎么样。比如我就对那些有才的文人很不服气，可我端上暗箭、拉满了弓，至今都没有射的出去。
　　
　　文人的第二个感觉误区是以为文章用处很大，救国救民似乎离它不得。所以写了几篇文章就飘飘然起来。你看李白，不就写了几首诗，既不能披挂上阵、拿枪杀敌，也不能筑路架桥、兴修水利，还“天生我才必有用”，看不出用处在哪儿。把他烧的，“天子呼来不上船。”幸亏遇上一个酸皇帝唐玄宗，要是遇上刘邦，不夹着尾巴快跑才怪。还有个谢灵运，总以为自己诗都写得这么好了，还不对我好点。没想到惹恼了皇帝，皇帝就敢于试一下看少了你这个红萝卜能不能做的成席。结果，照样做席。
　　
　　文人还有一个感觉误区是“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百分之百都不为会良相，于是满世界都是良医。为什么我中华民族曾被人耻笑为“东亚病夫”？原因在这里。半吊子文人学文不成半路出家，能把人民的健康搞得好才怪。就是到了今天，医疗也才只如此模样，都是文人害的。
　　
　　的确，百无一用是书生。治国当官不行，做个普通文人又不满，做医生那更本就是害人。《世说新语》载“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借卉饮宴。周侯（恺）中座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面对国难当头、山河破碎、官场腐败，文人所能做得除了看看风景喝喝酒之外，也只有“相视流泪”而已。倒是政治家若想要做文人，那简直是轻而易举。你看曹操写的那个“王八命长也会死”立即就成了好诗，甚至于只造了几天反的黄巢编的那个顺口溜，溜的那样别扭都有人传诵。还有刘邦、项羽这些大老粗们也纷纷写诗，而且一写就成功。这尤其正明了：文人，你还是老实一点，以免自酿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