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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都在喝着自酿的苦酒

 作者:袁尚朝
  
  以前的学堂只分文武,除了使枪弄棒就是读四书五经。所以历来读书的人就都以文人自居,并很以为学了这个就有用,就可以做官僚、黄金屋可以造、美女会不断地来。其实学了这个也真的就有用。往小了说,张三结婚、李四给孩子做满月,触景生情,文思泉涌,回顾过去,直追盘古他姥姥,展望未来,一定要与自己的第十八代外甥握握手。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先大讲历史意义,在特讲现实意义。站一个高度、从不同的角度,由近及远、从小到大,看个明白,分析个透彻。然后一阵悲悯,一片感怀,一声叹息。最后回到事情的本身是结婚是人生的大事,孩子是未来的希望……
  
  这倒也无伤大雅。伤脑筋的是一些人成天钻在故纸堆里,偶尔带着一头一脸的腐败从故纸堆里爬出,迈着稳稳的四方步俨然学者,拖着一堆好大的成就踱了过来。你要是以为他这一回一定要给咱带来一个什么锦囊妙计那你就错了,他之所以爬出来,那是因为竟有人曾经“诋毁”过他,为了狠狠的还击,便呕心沥血,查资料、记笔记写成文章,痛扁了敌人、释放了闷气、赚取了稿酬、赢得了声誉,一举而四得。要往大里说,就可以对江山指指点点,可以治国平天下了。虽然古今文人从来就没有在政治上有成功过,但作为文人竟无一个例外都觉得自己天生就是政治家。这是文人的第一个感觉误区。从老庄、孔孟到康有为、梁任公哪一个有过好结果?从最初的宽容,老庄、孔孟算幸运的,任凭你说,我只不理你;到了王安石、苏东坡时代你要是弄得人烦了,不但要降你的职还要流你的放;等到了康、梁时期,那干脆不让这些人在世上活得了,只要逮住一律杀头。文人只能坐在茅庐里纵论天下,一旦碰上真正的政治家,就什么也不是了。比较明智的要算陶渊明,原承想自己硬是治国平天下的材料,可混了大半生才只是个“彭泽令”,离王侯将相还远得很。就这,都把人弄得心疲智竭,那要奋斗到王侯将相的份上,岂不要粉身碎骨?罢、罢、罢,干脆回家种田去。檀道济曾经请他出山,他不去。一方面是檀道济的资格不太够,另一方面那个老檀未必是真心。若是皇帝亲顾茅庐一定要让他做宰相,并说:“国难当头,匹夫岂可坐视?”“民于水火之中,于心何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估计陶先生就不会再恋他那“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恨不得骑快马立即救国救民去了。
  
  最冤不过苏东坡,看不透仕途险恶,官已做得不小,离“相”吧,也就一步只遥,放弃太可惜。在这一点上,他比陶渊明就差远了。陶渊明能以做渔樵为乐,丢下官印立即就习惯了吃糠咽菜。可你看苏轼在《答李端叔书》 中的感叹“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谦虚过后,却是“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 ”听起来似乎自得其乐,骨子里却深深流露出落魄后的无奈、的不甘心。想不到自己竟会与“渔樵”杂处,虽然不无不可,然则总有些出人意料。锦衣玉食惯了的人不能习惯“舌子淡出鸟来”的生活。不像一个吃糠咽菜的嘴,尝一口肉就感觉到幸福。受苦若此都还不清醒。他一直没有弄明白,自皇帝而下,人人都是奴才。在同一个级别上下,无时无刻不相互倾轧、相互嘶咬着。就如李国文写丫环“争斗、教劲、嫉妒、使坏、作崇、嫁祸、奚落、侮弄”怎么会仅限于丫环呢?这种斗争唯有“渔樵”或者像贾宝玉这样的不成器的公子哥儿们之间才相对较宽松一些。虽然也有,但不会那么激烈、那么毛骨悚然。像那么高大辉煌、不可一世的贾府的主子们,最终还不是在同档次的同类们的斗争中惨败下来。可见这些“主子奴才”们一旦斗起来破坏性更大、打击面更广。
  
  就是陶渊明还没有曹雪芹彻底,从来就不以为自己是文人。所以对于“优则仕”、“良相”一点感觉都没有。既不必“退”也不必“隐”,活了一辈子都没有觉醒自己竟然是个文人。也就自然而然地保全了自己、写好了诗文,也自然而然地成了良医。从古至今有几个读书的人不面对熙攘凡尘张大嘴巴、伸长手臂?有几个能达到曹雪芹如此境界?这正应了老子的“无为”之为所成就的大作为。
  
  中国历史有一个现象很有趣,就是文学、行政、司法合而为一由皇帝及各级官员一手做主。那么你就是写了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东西,只要县令说一声好文章,立即就有人传诵、追捧。表现在司法上,自然有许多冤假错案,同时也有很多人性的决断。陈世美虽然所犯不过重婚,但因为此人行事可恶,又不是因为爱情,所以顺应民意,一刀两截。杨志砍死了牛二,虽属于故意杀人,但因为杨志是条汉子,牛二不过无赖,两条生命不等价,所以只判杨志一个发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直到今天,文学、司法、行政仍还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比如许霆一案,从无期到有期五年的改判,所依据的还不都是中国法律。但毕竟,到底进步的多了。比如文学与行政之间,国家主席是再不会管你的文章写得好不好。不像苏东坡时期,皇帝一夸奖,苏先生的地位噌噌得直往上窜,叫人如何受得了?不过在这样的条件下,想要打倒他也很容易,只要在皇帝跟前说他的文章也不见得好,甚至还有不大尊敬咱的地方。那皇帝一生气,不仅宰相成了泡影,还要降职流放到边疆去。现在的文人,一般不对政治家构成威胁。你文章写得再好也不会因此让你去做官,所以不必对文人们下手太狠。而且,即使下手,没有了政治家插手,你也不能把文人怎么样。比如我就对那些有才的文人很不服气,可我端上暗箭、拉满了弓,至今都没有射的出去。
  
  文人的第二个感觉误区是以为文章用处很大,救国救民似乎离它不得。所以写了几篇文章就飘飘然起来。你看李白,不就写了几首诗,既不能披挂上阵、拿枪杀敌,也不能筑路架桥、兴修水利,还“天生我才必有用”,看不出用处在哪儿。把他烧的,“天子呼来不上船。”幸亏遇上一个酸皇帝唐玄宗,要是遇上刘邦,不夹着尾巴快跑才怪。还有个谢灵运,总以为自己诗都写得这么好了,还不对我好点。没想到惹恼了皇帝,皇帝就敢于试一下看少了你这个红萝卜能不能做的成席。结果,照样做席。
  
  文人还有一个感觉误区是“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百分之百都不为会良相,于是满世界都是良医。为什么我中华民族曾被人耻笑为“东亚病夫”?原因在这里。半吊子文人学文不成半路出家,能把人民的健康搞得好才怪。就是到了今天,医疗也才只如此模样,都是文人害的。
  
  的确,百无一用是书生。治国当官不行,做个普通文人又不满,做医生那更本就是害人。《世说新语》载“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借卉饮宴。周侯(恺)中座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面对国难当头、山河破碎、官场腐败,文人所能做得除了看看风景喝喝酒之外,也只有“相视流泪”而已。倒是政治家若想要做文人,那简直是轻而易举。你看曹操写的那个“王八命长也会死”立即就成了好诗,甚至于只造了几天反的黄巢编的那个顺口溜,溜的那样别扭都有人传诵。还有刘邦、项羽这些大老粗们也纷纷写诗,而且一写就成功。这尤其正明了:文人,你还是老实一点,以免自酿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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