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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怎样的“看病”价值观?

作者:张贵峰

  “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贵是中国”,2月19日,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表示,“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他认为,(看病贵)是国人的价值观在作祟———“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新快报》2月19日)

  当“看病贵、看病难”成为“医改不成功”的主要表征,并催生“看不起病”被公认为三大民生难题之一的当前社会环境下,此一“看病最不贵是中国”的“看病”价值观,无疑显得惊世骇俗,极具颠覆性。

  真是国人的价值观不对,还是曾局长“看病最不贵是中国”的价值观本身出了问题?或者说,我们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看病”价值观?在民生问题突出,尤其新一轮医改即将启动之际,这无疑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并厘清的重大问题。

  当然,如果仅仅把“看病”局限在“挂号问诊”等纯医务服务范畴的话,那么不得不说,“看病最不贵是中国”的说法,还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因为国外的诊断费确实比我们高。但问题是,把“看病”狭隘理解为“诊病”,显然又是说不通的———既不合乎基本的医疗事实,更违背基本的生活常识。而事实和常识是:我们“看病”,不仅要“诊”,更需要“治”,而一旦进入治病的环节,所谓“看病最不贵是中国”之说,就完全站不住脚,乃至荒唐可笑了。

  众所周知,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以药养医”“以械养医”正是长期以来我国医疗行业普遍存在的一大痼疾和主要问题之一。统计资料显示,在2005年前的10年间,在我国,药品收入占到医院费用的57%—62%,成为医院资金的主要补偿方式,而近年来,“以械养医”的势头同样相当“凶猛”———据此前媒体的披露,时下许多医疗器械经医院卖到患者手中,价格常常是厂家供货价的10倍以上———对于一个高度扭曲、异化了的医疗补偿机制,即使连政府高层也并不避讳:此前卫生部副部长高强便直言:“虚高药价简直就是对百姓的生吞活剥”———既然如此,那么,一个对患者构成“生吞活剥”的高昂看病成本,谈何“最不贵”?!

  其实,如果进一步深究“看病贵”价值观构成,我们又会发现,这里的“贵”,实际上不仅是一个表面的医疗价格、费用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医疗成本的分担结构、机制是否公平合理的问题。就此而言,曾其毅谈到的———“我们不像国外那样有共助互济体系,所以觉得看病贵”,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当然也是与他“看病最不贵”的判断自相矛盾)。据《2007中国卫生统计提要》,2005年,我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比例仅为17.9%,而个人支出比例高达52.2%,而在美国,相应的比例数字却是完全相反的,分别为:45%和14%。缘此,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在191个会员国中,中国医疗卫生负担公平性名列全球倒数第四名。

  显然,此一导致“看病贵”的医疗成本分担结构、机制和其背后支撑的价值观,不能笼统归咎到国人头上———普通老百姓,谁不愿意自己的医疗负担比例尽可能低一些呢,相反,恰恰是曾局长所身处的政府部门,更应该主要为这种价值观,和其催生的“看病贵”后果负责。

  可见,对于“看病”的问题,我们所需要的其实是这样一种“价值观”:一方面,就医疗行业本身而言,必须健全从诊到治、从医到药的医疗补偿和管理体制,保证医疗全流程全方位费用的低廉性和可及性;另一方面,就医疗保障体系而言,应在强化政府投入责任的基础上,加速推动全民医保体系的形成和完善,确保其覆盖和保障程度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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