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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辞职运动凸显华为太薄情

作者:秦涛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因为《新劳动法》规定员工在企业工作期满10年后,企业将具有永久雇用该员工的义务,所以华为的董事长带头搞了个全员辞职活动,华为公司包括任正非在内的所有工作满八年的华为员工,在2008年元旦之前,都要先后办理主动辞职手续,即先“主动辞职”,再“竞业上岗”,再与公司签订1-3年的劳动合同;所有自愿离职的员工将获得华为相应的补偿,补偿方案为“N+1”模式。

真让人不敢相信。如果华为人都辞职了,还要《新劳动法》干嘛?

8年的老员工在华为据说涉及数千到上万人。

任正非带头了,这气氛有点封建,大家跟上似乎是义务。不跟上,据说也没别的选择,估计会在第八年都扫地出门。

无可厚非,钻了劳动法的空子。

说道两边利益,员工当然是弱势群体。我不相信一个为某家企业贡献了10年青春的员工,如果在被足够善待的前提下,会忽然不再顾及企业利益。人心都是肉长的。我看新劳动法很合理。

如果华为到8年期满的员工签了这一纸合约,等于放弃了新劳动法中规定的这一权利,把主动权交给了企业。等于华为告诉大家,我没有信心养你们一辈子——即使你们还像以前那样打工,即使我养不起你们还可以申请破产——或者,我没有兴趣养你们一辈子。

任正非明知这是个坑,还把大家往里带,气氛就更古怪。

我最不敢相信的,是东方早报特约评论员乔新生居然写道:深圳华为利用解除合同的权利,规避有关法律规定,显然是不得已之举。虽然深圳华为公司借助此次人力资源调整,与员工之间重新建立了劳动关系,但是,深圳华为公司本身却为此付出了经济代价。那么,立法机关为何不通过调整社会保障体系,改变这种不对称的博弈状态呢?

这么想就更奇怪了,难道他认为华为在劳动法中规定的义务推给国家,推给“社会”,指望立法机关调整社会保障体系,来分担自己的义务,才合理吗?

哎,我真不敢相信,此事就发生在我的眼前,发生在我曾经把它的基本法当企业圣经学习的伟大的华为,我还说什么呢?

我只想说,虽然许多企业、资本家可能都认为华为的举动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至少我有权利说,我现在所在的这一家就不是这样,所以,我还是很庆幸自己离开IT,做了一名真正的农民工。

农民企业家的为人就是更厚道!

虽然如果老大们知道我把他们叫做农民企业家,一定会把我痛扁一顿。

评论:华为解除员工劳动合同是不得已之举
乔新生

距我国《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在全国一些地方却出现了企业解约潮,有些企业一次性解除数百人的劳动合同,甚至有因为《劳动合同法》即将生效而企业关闭的现象。深圳华为公司作为我国IT行业的知名企业,也加入到这场特殊的博弈游戏中,据公司要求,工作满八年的职工,在2008年元旦之前,都要办理辞职手续,然后再与公司签订一到三年的劳动合同。据估计,此次解除合同的人数有数千到一万人。

深圳华为颁布自动办理辞职手续的规定,显然是为了应对《劳动合同法》带来的挑战。但其特殊之处在于,它将通过全员自动辞职、竞争上岗,解决企业人力资源浪费现象,缓解企业人力资源经营中出现的惰性,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深圳华为公司有理由这样做。

首先,深圳华为开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远远高于《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条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深圳华为不仅按照职工连续工作年限支付补偿费用,而且还额外支付一个月的工资。不仅支付劳动合同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而且还支付企业职工上年度奖金月平均分摊数额。更重要的是,解除劳动合同之后,所有离职员工都可以通过竞争上岗,重新找到工作,在此期间他们在公司虚拟的受限制股份仍然保留。换句话说,虽然与员工解除了劳动合同,但是仍然与员工保持股权关系。这样的利益分配格局当然具有吸引力。

其次,深圳华为实行了集体主动辞职制度,包括华为董事长在内的所有符合条件的职工都向公司提交了自动辞职的申请,这就使得这项人力资源制度改革具有强烈的道义色彩:在十分优厚的解除合同条件面前,职工面临的选择并不多。如果借此机会重新选择自己的职业,那么,将会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反过来,如果选择再次竞争上岗,那么不仅表现出了对公司的信心,而且还展示出了对公司的忠诚。恰恰是这种科学的制度设计,让华为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可以从容地调整自己的人力资源结构,重新建立企业人力资源运营和储备模式。

深圳华为的做法显然具有特殊性。假如用人单位不能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或者,不能为劳动者重新提供就业岗位,那么,直接解除劳动合同就是最理性的选择。

当初立法机关在制定《劳动合同法》的时候,旨在“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在《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实施之前,居然出现如此问题。如果立法机构在审议劳动合同法草案时,能充分考虑到这些可能出现的因素,对过渡时期存在的问题作出必要的规定,那么解除劳动合同的风潮就不会出现。这说明立法机构在制定法律规范的时候,看准了法律的价值取向,但在具体法律规范设计方面,仍显有些粗糙。

透过这一现象,人们可以发现许多问题。比如,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权利义务博弈之中,是否需要增加弹性的条款;在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谈判提供平等法律平台的前提下,是否应该考虑中国的国情,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保护那些长期性“临时工”的合法利益;在强调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间差异的同时,是否应该对社会保障制度作出必要的修正,从而在不同用工机制下实现劳动者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很显然,在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间,劳动合同当事人争取的不仅仅是双方之间的利益,它还包括政府依照法律规定应该提供的社会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劳动合同当事人双方相互谈判来实现权利义务的平衡显然十分困难。深圳华为利用解除合同的权利,规避有关法律规定,显然是不得已之举。虽然深圳华为公司借助此次人力资源调整,与员工之间重新建立了劳动关系,但是,深圳华为公司本身却为此付出了经济代价。那么,立法机关为何不通过调整社会保障体系,改变这种不对称的博弈状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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