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贵峰
“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贵是中国”，2月19日，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表示，“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他认为，(看病贵)是国人的价值观在作祟———“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新快报》2月19日)
当“看病贵、看病难”成为“医改不成功”的主要表征，并催生“看不起病”被公认为三大民生难题之一的当前社会环境下，此一“看病最不贵是中国”的“看病”价值观，无疑显得惊世骇俗，极具颠覆性。
真是国人的价值观不对，还是曾局长“看病最不贵是中国”的价值观本身出了问题？或者说，我们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看病”价值观？在民生问题突出，尤其新一轮医改即将启动之际，这无疑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并厘清的重大问题。
当然，如果仅仅把“看病”局限在“挂号问诊”等纯医务服务范畴的话，那么不得不说，“看病最不贵是中国”的说法，还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因为国外的诊断费确实比我们高。但问题是，把“看病”狭隘理解为“诊病”，显然又是说不通的———既不合乎基本的医疗事实，更违背基本的生活常识。而事实和常识是：我们“看病”，不仅要“诊”，更需要“治”，而一旦进入治病的环节，所谓“看病最不贵是中国”之说，就完全站不住脚，乃至荒唐可笑了。
众所周知，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以药养医”“以械养医”正是长期以来我国医疗行业普遍存在的一大痼疾和主要问题之一。统计资料显示，在2005年前的10年间，在我国，药品收入占到医院费用的57%—62%，成为医院资金的主要补偿方式，而近年来，“以械养医”的势头同样相当“凶猛”———据此前媒体的披露，时下许多医疗器械经医院卖到患者手中，价格常常是厂家供货价的10倍以上———对于一个高度扭曲、异化了的医疗补偿机制，即使连政府高层也并不避讳：此前卫生部副部长高强便直言：“虚高药价简直就是对百姓的生吞活剥”———既然如此，那么，一个对患者构成“生吞活剥”的高昂看病成本，谈何“最不贵”？！
其实，如果进一步深究“看病贵”价值观构成，我们又会发现，这里的“贵”，实际上不仅是一个表面的医疗价格、费用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医疗成本的分担结构、机制是否公平合理的问题。就此而言，曾其毅谈到的———“我们不像国外那样有共助互济体系，所以觉得看病贵”，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当然也是与他“看病最不贵”的判断自相矛盾)。据《2007中国卫生统计提要》，2005年，我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比例仅为17.9%，而个人支出比例高达52.2%，而在美国，相应的比例数字却是完全相反的，分别为：45%和14%。缘此，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在191个会员国中，中国医疗卫生负担公平性名列全球倒数第四名。
显然，此一导致“看病贵”的医疗成本分担结构、机制和其背后支撑的价值观，不能笼统归咎到国人头上———普通老百姓，谁不愿意自己的医疗负担比例尽可能低一些呢，相反，恰恰是曾局长所身处的政府部门，更应该主要为这种价值观，和其催生的“看病贵”后果负责。
可见，对于“看病”的问题，我们所需要的其实是这样一种“价值观”：一方面，就医疗行业本身而言，必须健全从诊到治、从医到药的医疗补偿和管理体制，保证医疗全流程全方位费用的低廉性和可及性；另一方面，就医疗保障体系而言，应在强化政府投入责任的基础上，加速推动全民医保体系的形成和完善，确保其覆盖和保障程度的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