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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孚电池完了,一个很有希望的民族品牌却从此消失了

南孚电池蹊跷易主

中国财富记者 胡雄

提要

一个享誉中国的民族品牌改变国籍5年之后,国内大众消费者居然普遍毫不知情,一些网民看到南孚易主的报道仍然大为吃惊,留言说自己还是第一次听说。

一个销售商提着现金等着提款、多家银行等着提供贷款、不存在销售和资金困难的国内企业,为什么会被强行引进外资,给健康的身体输血?而最终的结果又是被当初在华销售量不足自己1/10的外国竞争对手所控制?

当地相关领导不仅没有对一个民族品牌的消失感到失落,反而认为当初的出卖股权做得“很漂亮”。他们认为一个企业能做到解决就业和提供税收就合格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已开放的各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28个主要产业里,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从福州登上长途汽车,穿越无数隧道,经过3小时山路的颠簸,就可到达福建省南平市。很难想像,占据中国电池业60%市场份额的南孚电池有限公司就坐落在武夷山下这个风景秀丽、交通不便的小城市里。

南孚电池的发展史可谓波澜壮阔,仅用不到20年的时间,就从一个最初注册资本不到200万元、靠生产过糊式电池以求温饱的集体所有制小企业发展到现在总销量超过10亿只、年产值逾10亿的中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碱性电池生产商,个中甘苦不言而喻。正因如此,南孚曾是国人心中当之无愧的民族品牌。

然而,正当南孚电池乘风破浪、快速上升之时,却被莫名其妙的引进外资、日渐混乱的股权变纠缠上了。从此,那句中国消费者耳熟能详的口号——“民族力量”——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国人瞠目结舌地看着南孚走向外资的怀抱。

正如南孚现任总经理丁曦所言:“南孚本来像一个笋尖,结果被吉列、宝洁等大山头覆盖住了。”可是,南孚这个命运多歼的笋尖何时才能再次出头?而国内不少业已被外资并购搞得晕头转向的企业和地方政府,又如何才能抵挡住狼的诱惑?

波诡云谲的股权转让

从1999年摩根士丹利等海外投资基金进驻,到2003年被海外竞争对手吉列控制,再到如今收归宝洁,南孚电池是近年来海外投资基金收购热潮下的中国企业中,经历完整投资基金运作流程(从进入到实现增值到转手)、且体验过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不同控制之道的少数企业之一。)

南孚前身是1958年成立福州南平电池厂,60年代末迁址至武夷山下的南平,属集体所有制企业。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时任厂长陈来茂到国外考察时发现,融合着当时先进技术的碱性高能锌锰电池是未来市场的方向,但是需要引进的日本生产线高达5000万人民币,而当时南孚的固定资产只有不到200万。

但正是这一巨大的资金挑战,启动了南孚现代企业化的进程。1988年,经过陈来茂的奔波争取,该厂与香港华润集团百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孚公司”)、中国出口商品基地建设福建分公司(以下简称“基地福建公司”)、福建兴业银行(现兴业银行)联姻,成立了我国电池行业第一家合资企业——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百孚公司其实是当时中国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总公司设在香港的子公司,合资后拥有南孚电池25%的股份,基地福建公司持股20%,兴业银行持股15%,而南平电池厂则以全部身家投入,占40%股份。

1990年夏,南孚引进的首条日本富士LR6碱性锌锰电池生产线正式投产。此后几年间,南孚的硬件设备逐步完善,管理走上专业化,规模不断扩大,开始领跑国内电池行业,逐渐树立起了南孚的品牌地位,到1998年前后,南孚固定资产已经高达4个亿。当时,正值传呼机风靡内地,对电池需求量极大,南孚的经典产品高能环保电池广受欢迎,各地的经销商甚至一度提着大包现金驻扎在南平争相提货。

1998年,南孚更换了第一个股东。当时,因新的《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向企业投资,作为股东之一的兴业银行将持有的15%股份以2500万的价格卖给了民营企业——大丰电器有限公司。但真正让南孚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股东变更发生在1999年。那一年,引进外资的新政策出台,经南平市政府的极力撮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联合美国摩根士丹利金融财团(以下简称“摩根”)、荷兰国家投资银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加上南平电池厂、基地公司等几个中方股东,在香港组建中国电池有限公司,总股本1万股。其中,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投入1000万美元,摩根投入400万美元,荷兰国家投资银行与中金总共投入100多万,四家股东占中国电池合计49%股份,中方股东以持有的南孚电池部分股权作为出资,占中国电池51%股份。通过对南孚注资及受让大丰电器所持5.75%股份,中国电池共获得了南孚电池69%的股份。

从那时起,外资的身影开始闪现辗转于这个福建省重点企业中。

据知情人士透露,成立中国电池的初衷是2000年将南孚电池以红筹股形式在香港上市。不过,香港主板上市要求公司股东三年不发生大的变动,南孚上市计划因股东的频繁变更而化为泡影,至今未能如愿。

随后的几年间,南孚和它的开创者们遭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动。股权转让后不到一年,百孚公司炒金失败,公司业绩不佳,被迫将持有的中国电池股份中的825股卖给摩根偿债。但这8.25%的股份出让事实上意味着中方已经失去对中国电池的控股权,执掌南孚命运的主人从此变成了摩根。

随后,经摩根的辗转争取,南平地方政府亦将其持有的20%中国电池股权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外资股东。经过数次的转让,中国电池的股份已经完全转移到了外资股东手中。

摩根背后雄厚的资金实力及对企业的改造力,虽然给南孚的经营和发展带来了客观的推动作用,但它绝不是降临到这家企业的观世音,在积极给南孚施肥填料的同时,摩根始终在暗中寻找着退出的机会。

2003年8月,摩根最终如愿以偿,以1亿美元的价格、净得利5800万美元将南孚卖给了以剃须刀和“金霸王”电池为主导产品的美国吉列公司。而几经风云变幻的南孚,从此成了吉列在华子公司。并购前,吉列旗下的“金霸王”电池,在华销量不足南孚电池的1/10;并购后,吉列轻松消灭了这个内地最大的竞争对手,昔日艳羡南孚业绩的“金霸王”业务员成了南孚业务员的“师哥师姐”。南孚每年高达几个亿的利润也源源不断地直接输送给了摩根或吉列。

两年后,美国宝洁公司吞并吉列,南孚随之“改嫁”,又被招至宝洁麾下。从1999年摩根士丹利等海外投资基金进驻,到2003年被海外竞争对手吉列控制,再到如今收归宝洁,南孚电池是近年来海外投资基金收购热潮下的中国企业中,经历完整投资基金运作流程(从进入到实现增值到转手)、且体验过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不同控制之道的少数企业之一。这种“身世”是喜是悲?南孚为什么没有创造出保住民族品牌的聚能环?需要作答的似乎不仅仅是南孚自己。

谁打开了恶狼入室的大门

很多受访知情人的讲述都是以1999年为分界点的。他们无一例外地怀念那一年之前的南孚,而对之后的南孚抱以沉默。更令人吃惊的是,南孚当年是被迫合资的!

调查过程中,《中国财富》发现,很多受访知情人的讲述都是以1999年为分界点的。他们无一例外地怀念那一年之前的南孚,而对之后的南孚抱以沉默。《中国财富》更是吃惊地发现,南孚当年是被迫合资的!

数位长年关注南孚命运的知情人相继讲述的片段,联结成了南孚近10年里扑朔迷离而又鲜为人知的沉浮内幕。

摩根,一个被称为“血缘、智能和金钱”的公司,经过多年对国外资本的巧取豪夺,形成了一套经验,那就是通过与本地利益捆绑公关,实现利益最大化,而捆绑的方式无非是采取和本地投资机构合作,让它们参与到利益分成中来,以利益为驱动,利用他们的本土影响力来推进事情的进展。

从接近南孚到最终控制南孚,4年间发生的每一个变数,均是摩根精心策划的结果。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摩根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南孚电池,看中南孚强大的品牌资源和发展潜力。但摩根深知,若要掌控这一中国民族品牌,会立即遭到中国公众的一致反对,因而放弃了以一己之力完成掌控南孚的想法,而是选择了之后的另一个股东——中金公司充当自己的公关。

摩根与中金公司此前有过合作。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金公司投资了新浪网,摩根作为该网站上市的承销商,和中金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当摩根准备投资南孚之时,中金公司也看好了南孚。二者不谋而合。而且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机,那就是1999年,作为福建省南平市的重点国有企业,南孚被贯彻“国有资产从非竞争性领域退出”的市政府列入了国资退出的第一批企业名单中。

国资退出给拥有丰富人脉资源的中金公司平添了几分胜算。他们与摩根一起找到当时南平市委某主要领导进行游说,承诺要为南孚拉到5个亿的投资,而这一巨额数字背后的另一个标签无疑是显赫的政绩,因此着实让该领导动了心。高频率强轰炸的政府公关很快征服了该领导,他开始积极往返于南孚和福建省政府之间,极力敦促南孚进行合资。

可是当时的南孚真的急需资金注入吗?知情人向《中国财富》透露,1999年,南孚电池销售全线飘红,多家银行争相给南孚贷款,而南孚该年的资产负债率为62%,没有脱离正常水平。所有征象都表明,当时的南孚根本不需要资金,继续自主发展才应该是这个民族品牌的明智选择。但南孚电池是南平市乃至福建省的重点企业,多年来和地方政府接触密切,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省市各级领导的发号司令,在福建省招商引资政策的部署下,在南平地方政府“做大做强”的冲动下,南孚和它的领导人能做的只有服从。

于是完全健康的南孚被强制输血。知情人说,当时的协议全部是向外资倾斜的,股权设置完全缺失了针对风险控制的相关条款,比如股权转让的期限、受让方的限制、优先回购权甚至一票否决权等。这使得南孚根本无法把握住企业的控制权。

从此摩根第一步顺利地踏上了南孚的土地。之后,摩根依照自己的投资策略,将触角伸向与南孚有关联的所有环节,其他股东、地方政府、各类传媒……一系列招数最终使得中国电池的控制权在2003年完全落入了摩根手中。2003年,摩根士丹利等基金将所持股份全部转售给南孚电池的直接竞争对手吉列公司。至此,摩根在国内某些力量的配合下,完成了它的最终投资目的。

为何多数人选择了沉默

2003年,摩根与吉列公司的交易基本敲定之时,吉列曾专门召开会议,且赶赴南平,找到南平市政府及南孚各大股东,要求他们不得向记者透露任何消息。而相关国内人员非常配合,一个市领导甚至为了躲避媒体,半个月没有回家。随后,经地方政府的说服,境内相关媒体集体失语。

当年由女足名将孙雯代言的南孚电池广告中,一句“民族力量”让电视机前的国人振奋。但是如今的南孚,更多时候好像只专注于生产营销,对品牌问题则多了几分避讳。与此同时,《中国财富》调查发现,南孚被收归吉列已经过去近5年的时间,但国内公众的知情率非常低,大部分中国消费者依然不知道南孚电池早已几易其主,还认为南孚是值得骄傲的民族品牌。

谁造成了这种尴尬的现实?地方政府?媒体?学者?抑或南孚自己?《中国财富》赴福建省采集了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声音。

陈来茂,南孚元老,2003年南孚被吉列并购后不久黯然退隐。知情人向本刊透露,他的离职一方面是无法忍受股东对企业管理的高度控制,另一方面则是不忍面对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民族品牌平地消失。陈来茂对这两种猜测不置可否,但是记者还是多少从电话那端感受到他的一丝无奈。

丁曦明,南孚现任总经理,近两年间面对公众表态时似乎显得很吃力。他一边要面对公众对民族品牌消失的质疑,一边又要维护外资股东的形象;一边公关式地宣扬国外投资在管理营销方面对南孚的正面推进作用,一边又谨慎地表示南孚作为民族品牌仍有出头的希望。此次《中国财富》联络到丁曦明,这个一直通过媒体强调自己“只是职业经理人”的南孚总经理,最终还是委婉谢绝了记者的采访:“我不会去评价地方政府”。在记者尚未表露采访动机之时,丁曦明脱口而出的这句话,还是不慎一语道出了心结。

在当年那几场风云急转的合资、并购中,南平地方政府无疑担当了不可忽略的角色。如今,当年南平市委那位力促南孚牵手摩根的领导已经因为显赫的政绩升为福建省主要领导,无需再代表南平向公众表态,记者只辗转联系到了南平国有资产委员会。与丁曦明的谨慎不同,国资委黄书华主任的态度十分鲜明:但求所在,不求所有。黄书华完全不认为南孚这个品牌已经消失了:“消费者用的电池还是南孚牌,南孚的工厂还在南平,不过是股东变了嘛!”黄同时透露,前几年南平市把自己持有的南孚20%股权以1000万元卖给外方股东,相对于20年前的出资,他们的股权翻了好几番,这个事情做得“很漂亮”,何况南孚被收购后,“为税收和就业做出的贡献一点都没少”。黄书华认为一个企业能做到这些就合格了。

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什么如此热衷招商引资?一些知情者告诉《中国财富》,这样做对官员的益处是多方面的,“最起码也能通过国外投资者把子女办出国!”

那么,一向嗅觉敏锐的相关媒体当初又做了些什么呢?1999年和2003年是南孚的两个重要转折期,为什么媒体没有对这个中国著名企业所发生的如此巨大的震荡予以及时报道呢?

2003年,摩根与吉列公司的交易基本敲定之时,国内某财经类媒体抢先将此事曝光,使得南孚即将被卖给竞争对手的消息公布于世,这让美国吉列方面反应激烈。南平国投公司的一位知情人回忆说,当时吉列曾专门召开会议,且赶赴南平,找到南平市政府及南孚各大股东,要求他们不得向记者透露任何消息。而相关国内人员非常配合,一个市领导甚至为了躲避媒体,半个月没有回家。随后,经地方政府的说服,境内相关媒体集体失语。

福建《海峡都市报》的一位记者告诉本刊,福建省内各大媒体基本上没有报道过南孚并购的消息,因为一方面该事件实在太敏感,另一方面不排除政府下令禁止报道或者外国投资者进行媒体公关的可能。

最终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南孚版本”更多时候只是被少数业内人士拿来慨叹一番,国内大众消费者普遍毫不知情。如今距南孚被宝洁收归也已经两年有余,但大多数网民看到相关文章还是大为吃惊,留言表示自己还是第一次听说。如此一来,公众舆论的巨大作用实质上已经完全被人为架空。

和公众知情权被剥夺相比,学者的缄默就更让人纳闷,一些学者甚至以南孚事件为引子抛出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论。美国华裔经济学者陈志武在《外资让中国更具竞争力》一文中写道:不要狭隘地强调所谓民族品牌,不要自己主动打破过去二十几年让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国际环境,而“大战略思维显得格外重要”。文中甚至指出,是改革开放前的政治运动等因素影响了中国发展,而这个代价不会自动消失、要让今天的中国社会来付出,所以“为还清这些代价、其付出方式可以多种多样。”

拿什么拯救你,民族品牌

目前我国出台的关于外资并购的条例已经不少,但各种条例最大的问题是,体系散乱,出台部门不一,规定层次较低,实践中亦很难操作,大部分只能算是部门规章,实际政策往往依靠政府部门内部掌握。这也正是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可以跨越外资并购禁区违规操作的一个原因。)

近几年来,国外产业巨头纷纷活跃在中国各个工业区,如猎手一样紧盯着众多中国产业内的龙头企业和民族品牌。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早期进入中国时销售产品的目的,而是希望完全控股,甚至逐步消灭中国的民族品牌,完全占领市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发现,外资收购中国企业,一般都坚持“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率必须超过15%”的“三必须”原则。而国外,一个行业内的龙头企业是绝对不允许外来资本收购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已开放的各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28个主要产业里,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比如玻璃行业,该行业中最大的5家企业已全部合资;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5家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着。而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

与此同时,截至目前,已有70%的中国传统本土品牌消失了,胶卷市场被柯达、富士占领,宝洁系列吞没了日化用品市场,南孚电池、活力28洗衣粉等许多民族品牌,都在外资进攻下丢掉了阵地。尽管中国每年都新增数以千计的“中国名牌”、“驰名商标”等商品,但中国的民族品牌在世界上能叫响的却少得可怜。在全球100个最有价值的品牌中,美国有51个,欧洲有42个,日本有6个,韩国有1个,而中国则一个也没有。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跨国并购已成必然。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经划出界限,严禁可能构成垄断或加剧垄断,和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并购。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陈甬军接受《中国财富》采访时分析说,外资热衷并购民族品牌是因为我们对外资并购的审核政策过于宽松,给了跨国公司以可乘之机。而放任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必然造成重大后果:市场份额大规模流失,使民族产业失去成长的土壤;外资通过并购取得垄断地位之后,价格会暴涨,中国消费者会因此付出重大而持续的代价。

学者林治波认为,造成这种现状首先不是企业的问题,而是政府的问题,政府核准外资并购时应该有更严格更明确的政策。他建议政府对我国所有行业按照对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要性进行分类,确定不同的开放比例,最重要的行业不能允许合资,重大的外资并购行为应该得到人大的核准。林治波强调说,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国际通行惯例。

陈甬军则建议,微观上,鼓励我们的民族企业,就是中国人控制股权的、控制技术发展主导权的企业,积极做强、做大;社会方面要提倡有利于创新的,有利于支持民族产业的舆论。从宏观上,则要对外资、外贸或者种种经济关系中的政策、法规和产业方面的政策进行一次清理和调整。

谈到法律法规的约束,记者调查后发现,目前我国出台的关于外资并购的条例已经不少,如2002年至2003年制定的《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以及中国证监会今年出台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商务部2005年发布的最新版《关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等。经过修订已实施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是最新的法规,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并购方式、基本制度、审批与登记以及关于反垄断的审查等都做了规定。

然而,上述各种条例最大的问题是,体系散乱,出台部门不一,规定层次较低,实践中亦很难操作,大部分只能算是部门规章,实际政策往往依靠政府部门内部掌握。这也正是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可以跨越外资并购禁区违规操作的一个原因。

因此,通过立法或强制手段进行干预,挽救这些民族品牌,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专家和产业界人士认为,为限制外资通过并购垄断我国各个行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充分吸收和参考国外反垄断和跨国并购审查的立法和实践经验,让《反垄断法》尽早出台。通过立法,明确外资恶意并购或行业垄断的定义,严格限定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条件。同时,通过立法设立外资并购和反垄断审查机构,加强外资并购中的反垄断审查,对发现已有并购中存在外资恶意并购或形成行业垄断的,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分拆或撤销,修改不合理的合同。

有人认为,在提倡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资本运作的今天,民族品牌已不再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但是,经济从来都不单纯,当我们的商品都贴上国外的标签时,或许更深重的危机便会接踵而来。

By : 啄木鸟 @ 2008-06-11 00:46:55

我不明白,为何美国政府要干扰我国华为收购3COM和中石油收购美国的一个小炼油厂?而我们却要请他们来收购我们的民族品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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