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在'焦点访谈'的背后

成立于1994年的“焦点访谈”，从成立时起便迅速成为了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电视栏目，也是中央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栏目之一。因其以深度报道为主、以舆论监督见长，并坚持“用事实说话的方针”，所以受到关注的不只中国的老百姓，更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并且在97、98、03年，分别受到三位不同时代的总理的亲自题词。由此可见这个金牌栏目在当今中国的重要价值和显赫“地位”。而且自从这个栏目开办以来，也的的确确揭发了当今中国社会上的一些不良作风和不平等现象。比如矿难、污染、制假、贪污腐败等等。许多原本在社会上很难解决，甚至几十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经“焦点访谈”一播报，基本上都能迅速得以解决。足见舆论的力量在当今社会的作用。其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时候比政府和执法部门还要管用。
正因为“焦点访谈”在现如今舆论发达的社会上，在对不公平事件的报道上作用巨大。所以这个栏目逐渐的越来越让地方政府和官员所抵触。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不希望自己辖区内的任何事件被这个栏目所暴光。因为被暴光便意味着这个地区领导的失职或者说是监督不利。更主要的是，“焦点访谈”这个栏目是受国家最高领导人所关注的。所以这就更为地方政府所忌惮。因此有时候“焦点访谈”的记者在深入第一线去采访和调查时，往往要冒着极大的危险。在中国，记者们因为采访而被毒打的事情是屡有发生的。尤其是采访那些矿难、工厂爆炸等人命关天的地方时，更是危险万分。许多记者实地采访一次回来，更象是上了一次战场。而记者因为采访而被殴打至死也不是没有过的事情。中央电视台曾出版一本《CCTV偷拍实录》，里面生动的讲述了一些记者从事新闻调查的惊险历程。比如对于南丹特大矿难的实地采访，记者便是在便衣警察的“武装保驾护航”的情况下，冲破重重阻碍才揭露了这“一起官、矿、黑、恶相互勾结，有组织、有预谋的进行隐瞒的特大矿难”。

然而地方阻止记者往往是两手抓，这只不过是“硬”的一方面。对于现如今办事托人送礼成疯的现象，其自然而然还有“软”的一手。

据说在中央电视台门前经常排着两个长队，一个在前门，一个在后门。前门的队伍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老百姓，来向“焦点访谈”栏目反映情况。另外一个站在后门（当然不是明目张胆的站着）的队伍是住在北京各宾馆的地方干部，来向“焦点访谈”栏目进行“公关”的。希望“焦点访谈”不要播报批评他们的片子。有人曾听“焦点访谈”的内部人员说过，至少有百分之七十的片子在播出前被“公关”。其中不少“公关团”在记者刚到采访地就出发了。这两个排在前后门的队伍其实急切的心情是一样的，一个急切的想播出，一个急切的不想播出。不一样的是他们之间的身份，一个是处于中国底层的穷困的老百姓，一个是拿着纳税人的钱来受贿的地方官员。并且因为是“公关”而且往往是“不惜一切代价”，所以其一切支出包括住豪华宾馆，请豪门盛宴都是公费报销了。前门的人手里拿着的可能只是按着受害者手印和签字的上访信，他们唯一能打动“焦点访谈”的只有眼泪。而后面的队伍则是带着上层关系外加厚厚的钞票。这两个队伍在优势上孰优孰劣，自然而然便见分晓。所以现如今“焦点访谈”所播出的节目内容，往往是群众反映上去了而地方又没“公关”下来的事件。这足见其节目内容的珍贵程度。我想，尽管“焦点访谈”每天都在反映着社会上不公平不平等的事情，但很多更加不公平不平等的事情其实是没有播报的。它们也只是有“选择性”的报道。因此，在北京新闻界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以此来讽刺“焦点访谈”。大致意思是：官家门前一条狗，蹲在官家大门口；其让咬谁就咬，叫咬几口就几口。这就可以看出，即使“焦点访谈”这种为老百姓说话让老百姓十分热爱的栏目，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最后要说的是，那些因蒙冤而上访的群众其做法本身也带有极大的危险性。上访成功了还好些，如果不成功回到家乡，其以后的生活便多多少少会受到某种要挟，严重的便是灾难的降临。而且即便是因揭露了某种社会现象，并且也被“焦点访谈”证实并报道了，其自身也不见得就百分之百的安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勤荣事件”。1998年5月，当时的高勤荣是《山西青年报》的记者，因揭发山西运城百万亩“渗灌工程”造假，而成为当时“焦点访谈”的一个特定节目。节目播出后，自然而然产生了应有的社会效果。然而揭发有功的高勤荣却也因此大祸临头。98年12月4日的深夜，正在北京向中纪委和全国记协反应问题的高勤荣接到一个熟人的电话，约其去一家饭店吃饭。结果在黑暗中被几个人强行绑架回了山西运城某派出所。并在1999年4月28日被运城市人民检查院提起公诉，并在运城人民法院进行不公开审理。最后以受贿罪、诈骗罪、介绍卖淫罪等莫须有的罪名，判处高勤荣有期徒刑12年，关押于山西晋中监狱。至今依然在监狱中蒙受着不白之冤。

所以在现实中，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而那些为了公平而蒙受不白之冤的人，无疑是当代中国最可爱的人。